论武安商帮的兴起和启示

内容提要]：武安商帮兴起于明代中期。社会生产力发展速度的加快，封建王朝政策调整空间的增大，社会人口数量骤增的压力，是其普遍动因；而武安人经商的历史传统，特殊的地理环境则是其形成的内在活力。

明清时期，中国产生诸多商帮，武安商帮名列其中。其他商帮皆以省立帮，唯武安商帮以县立帮，研究和探讨这一独特历史现象，对于总结历史经验，汲取精神动力，促进武安经济的快速发展，深刻认识武安社会，仍具有现实意义。

一、周边商业环境的影响是催生武安商帮诞生的重要因素

风起于青萍，事发于端倪。纵观中外商业发展史，商帮往往最早兴起于沿海沿江地区。从世界历史看，封建社会解体和商品经济最早产生的地区是西欧某些城市。马克思指出：“在14和15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这里所指的城市，就是在中世纪靠垄断近东贸易兴起的意大利北部的威尼斯、比萨、佛罗伦萨和米兰等。从中国历史看，明代中期，在南方生产力发展较快，土地富饶，人口密集的江浙一带，商品经济发展加速，出现了“机户出钱，机工出力”的雇佣劳动形式，产生了靠经商致富的商人群体，形成了像冯梦龙笔下描绘的城市市民形象，造就了像苏州、杭州那样人口繁华的都市。而作为“并山作邑”的山区城邑武安，何以会商业繁华，并产生武安商帮呢？这种形成的重要原因，周围商业环境的影响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

早在战国时期，武安毗邻的赵国都城邯郸，殷商古城安阳都是人口众多，商业繁华，商贾云集的大都市。《史记》描述：“邯郸亦漳、河之间一都会也，北通燕、涿，南有郑、卫”。为战国五大都会之一。“彰德（安阳）为河北商贾辐辏之区，市廛鳞萃”。武安的山货、药材、手工制品都成为邯郸和安阳商人直接采购之地。尤其是武安丰富的铁矿资源，自然成为两大都市冶炼铁器的供应商。《史记·货殖列传》记载：“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又称，以铁冶致富的蜀民卓氏先人也是赵人。邯郸周边有铁矿且便于开采者，首推武安。一是武安固镇村村西有高品位的凤凰山露天铁矿便于开采；二是冶铁所用木炭燃料，可就近伐太行山林木烧制，成本极低；三是秦代修建的从上党经武安至邯郸的驿道，交通便利。因此，邯郸商人频繁来往于邯武之间，邯郸商风西渐武安，武安虽称岩邑，民众商品意识并不淡薄。其次，邯郸的重商之风对武安的民风影响亦不可低估。司马迁评价：“齐、赵设智巧，仰机利。”“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这种描述既揭示了商品经济繁荣，造成市民唯利是图的畸形价值观，又展现了当时邯郸商品经济繁华的景象。成语“邯郸学步”正说明了周边人们对邯郸奢华生活的向往，和邯郸商品经济对周边地域的巨大影响力。第三，赵国货币的流量大，复盖面广，也印证了邯郸商品经济对武安的影响。货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是商品经济繁荣的物化见证。建国后出土的赵国物币，见于正式报道的达7万多枚，而赵国货币就占了约三分之一，赵国货币铭文上铸有甘丹（邯郸）、武安等字样。其中有武安铭文的圆币，直径4.25厘米，重量11.6克。而赵国其它城邑的铸钱极为少见。这说明，武安的商品经济在赵国诸城邑中是较为发达的，同邯郸及其以外城邑的商品亦多有交换。通过对上述史料的介绍和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武安商品经济的发展，民众商品意识的普遍，是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而受邯郸、安阳影响较深。这种商品意识的增强，是明清时期形成武安商帮不可或缺的思想基础。

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武安商帮产生的必要条件

武安商帮同其他中国商帮一样，兴起的时间都在明代中期，同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几乎同步。这一历史现象绝非巧合，说明二者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从武安商帮资料中可以看出店员和店主之间是一种雇佣劳动关系，店员的工资（当时叫劳金）、待遇，头三年学徒，店主管吃穿并有少量零用钱。学徒期满，店员可入钱股或人股，年终按股分红。店员去留自由，已没有那种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其店铺和人数都具有一定的规模，据记载，民国初年，武安商铺共计1950家，约25000多人。分为关东帮、河南帮、冀鲁帮、苏皖帮、热察绥帮、山陕甘帮等六大分支。因此，武安商帮并非是中国封建社会早中期的小商品经营群体，而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伴生物，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地域表现形态，是带有中国资本萌芽性质的群体。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从诞生之日起，即伴随有小商品经济的存在。货币的产生，从最早的贝币到各种金属币，再到纸币，说明了封建社会商品交换的存在由来已久。较大或较重要的商品交换长期由皇家垄断。由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以农耕立国，对商品经济的偏见，长期实行重农抑商政策，严重地阻碍了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这种情况有所改变。到了宋代，由于交换的商品越来越多，人们的生活需求也越来越多样化，商品经济发展的速度加快。这从反映宋代人生活的文艺作品中可以明显地反映出来。宋代名画《清明上河图》描绘了宋都开封商业的繁华。开封已成为人口上百万的都市，市民接踵，商贩比肩。购物於廛市，听书於勾栏。到南宋时期，由于北方连年战争，经过晋代的“永嘉之乱”，唐代的“安史之乱”，北宋的“靖康之乱”。北方人三次移民南方，使江南经济得到大的开发。江南经济的繁荣，为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创造了物质条件。特别是这一时期诞生了以陈亮，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提出了农商并重的主张，把商业放在与农业同等重要的位置上。认为二者可以“休戚相同，有无相通”，“各安其所”。这对封建社会 “重农抑商”理念是大胆的挑战，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准备了精神条件。到了明代中叶，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终于应运而生。武安商帮及各地商帮作为资本主义萌芽经济的实体，由此形成。

三、明清王朝政策的调整成为武安商帮兴起的有利时机

政策对国家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兴起，中国封建王朝长期实行的重农抑商政策，到明清两朝开始弱化并调整。明代对传统赋税制度进行了改革，实行了“一条鞭法”，清朝在此基础上继续完善，实行了“摊丁入亩”的改革措施。这两项政策措施，成为商品经济发展和商帮形成的推动因素。

明初的赋税制度是将赋和役分别征收，赋以土地为对象，按田亩计算。役以人为对象，分为按丁和按户征收两种。在征收内容上，主要是征收实物和劳役。这种赋税制度在商品经济极不发达的时期，是比较合理的。但到明代中期，社会经济状况有所变化。一方面大量土地向地主手中集中，另一方面商品经济快速发展。为防止土地过快地高度集中，引起无地农民同地主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危及社会的稳定。明万历九年（1581年），首辅张居正在清丈全国土地的基础上，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主要内容是：把一切赋役，包括田赋、徭役和杂税等合并起来编为一条，化繁为简，一概征银，这就是明代的“一条鞭法”。这是我国税收历史上有实物税向货币税转变的一次重大政策调整和改革。清初继承明制，继续推行“一条鞭法”，康熙提出“盛世滋丁，永不加赋”。到雍正年间，又在这一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实行了“摊丁入亩”的政策。这几次政策的调整和改革，对农民长期形成的人身奴役关系有所削弱。农民在交纳完币税后，获得了较多的自由，有了相对自主的时间从事商业活动。多余的农副产品也可以进入商品市场中。从而客观上促进了自然经济的瓦解，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虽然这种商品经济在封建社会的母体中发展缓慢，并不占主导地位。但政策调整形成的客观环境为武安商帮和其它商帮的成长创造了有利时机和空间。

四、特殊的地理环境成为武安商帮兴起的温床

武安地理环境差异较大，东西部海拔差上千米，农时差半个节气。城东部以城厢为中心，方圆十多公里区域，地形平坦，俗称“三平”（午汲平、宋二庄平、安乐平）。土壤和气候适宜种植小麦、棉花、谷子、红薯。而西部山区适宜种植林果，如核桃、山楂、木樛。这种东西部农副产品的差异，需要互补余缺，这就自然形成了大的产品交易点（即武安的八大镇）和特定的交易时间（即每年的庙会）。据民间《庙会谱》记载，武安全年庙会达180多场，折合逢两天一场庙会。可见这种商品流动周期之频繁，交易量之巨大。这种县域内商业的活跃，造就了大批商人，成为武安商帮队伍的源头。

商品为交换而生产，异地而销，互通有无，依赖交通，方能形成。武安位置所居，自古为冀晋要道，兴商条件，尚称便利。据《嘉靖·武安县志》记载：“固镇巡检司，在县西五十里。地据太行，险隘特甚。道出上党、辽、汾诸州。洎关陕宦游商贩，日绎如也。”虽寥寥数语，说明了武安自古为关陕冀豫的交通要道，每日来往的官宦和商人，络绎不绝。武安的一些村庄名称,如铺上村、店子村等，“当鲁晋孔道”。野河铺（今野河村）、流泉铺（今流泉村），“昔为通邺（安阳）驿站”，都是当年商人来往住宿留下的村名痕迹。民国版《武安县志·村镇志》所列373个村镇，据查阅，有263个村镇都有经商和从事手工业的记载，占全县村镇的70%还多。尤其是东南乡和县城周边的许多村庄，经商人数都超过村民半数。当我们读到明朝安阳人崔铣所写的《彰德府志·卷二》所称：“武安最多商贾，厢房村虚，罔不居货。”“以财自雄，服室相高”时，也就自然不难理解其信史价值了。

明代，山西为中国铁矿和冶铁业的龙头老大。32个州县有铁矿，占全国铁矿产地的12.6％，居全国第一位，全省生铁产量居全国第5位。全国官府所辖冶铁所13个，山西占5个。运城的池盐，长治的潞绸也全国有名。这些物资经销冀鲁豫各省，武安是主要的通道。同时武安本地的煤铁、山货、药材也销售外省各地。东部的粮食、棉花、食盐通过武安销往山西各地。沿这一要道上的村镇，如阳邑、冶陶、固镇、磁山等，自古为商品集散地，这些集市自然成为培育商人群体的孵化器。到清乾隆中叶，由于武安境内人口巨增，县内商业市场趋于饱和，商人为获取更大的利益，纷纷谋求向县外发展。龙泉的武家，伯延的房家，正是在这一时期外出经商的先行者。纵观武安商帮的发展史，从明代中期伴随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而兴起，到清代中期，随人口的骤增而鼎盛。至清末民初再发展，终因中外旧势力的挤压而衰落。走过了一条“之”字形的道路。

五、武安商帮精神的启示

武安商帮在明清时期，纵横数百年，种种原因，由盛而衰。其创业精神，管理方法，营销策略，经营理念，均有可圈可点之处。这些方面已有不少研究者专文论及，不在赘述。这里择其独特者，析文于后，以资启迪。

武安商帮中，代表人物不少，早发者如龙泉武家，中起者如伯延徐家，晚成者如洺远尹家，而唯一载入民国版《武安县志》，由著名清史馆总纂王树楠撰写墓志的，就是武安商帮的领军人物房锦云。这篇千余字的墓志，言简义丰，情真意切。志文并非重笔书写房氏的商业成就，而是着意刻划了武安房氏的精神，展示了房氏的商魂，细读此文，启示有三：其一，房锦云并非一般传统商人，而是一位熟读经书，好德重义的一代儒商。文称：“君生而醇淑”，“孝友性成”。在家族，视继母如亲生，视其侄子，若己子。设义田义学，从济族中子弟失养失教者。其婚嫁死丧，贫乏不能自举而赖以济者，岁尝十数百人。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及民国九年（1920年），武安两次大旱。房锦云开仓济民，并建议县府建立义仓，储谷防灾，并承担建仓全部费用。儒家传统美德，可谓尽显。至今，在伯延房家古道门楣上，还可以看到儒家名言“止於至善”的镌刻家训。其二，房氏并非仅为儒商，恪守诚信，而是一位武安商帮中放眼世界的新锐，房锦云极具开放意识，注重学习“泰西新法”，即西方科技。他是武安最早送子女出国留学者。其三子房德三留学美国，学成归国，曾任北京文化大学校长。房氏学习国外经验，设农林试验场，购水地数百亩，植桑桃诸果木树数万株，示范民众，效仿致富。其三，房氏具有现代财富观。经商致富，以富惠民，回馈社会。他曾言：“盖富不足贵，富而善用其富，斯足贵耳。”他主张富民必先教民，先是捐资在伯延创建尚德小学。后又出巨资捐助北京民国大学，并将中国大学宿舍楼修葺一新。学校为表达感激之情，以房锦云名字命名为“尚絅斋”。蔡元培亲书“育我菁莪”匾额，赠予武家。王树楠在《武安房君墓志》铭文中，评价房锦云：“为家之宝，亦国之器”。解放后，1961年5月，周恩来总理视察伯延镇，还关切地询问房家的情况，并以赞许地口吻对随行的人员说：房家是开明绅士，是对国家有贡献的人。现代文人将徽商胡雪岩，晋商乔致庸宣传为清末民初中国商人的典型。其实，房锦云作为武安商帮的佼佼者，其家业和财富规模虽逊于前者，而商业理念和财富观念，则更贴进现代，更具有时代精神和启示意义，值得后人借鉴。其四，学会扬弃，克服局限。武安商帮诞生于封建社会的母体，必然带有那个社会的胎记。虽有房锦云那样的先觉者，但多数商人理财观念，仍然有浓厚的封建意识和小商品者理念。主要体现在无战略眼光、创新精神和共赢意识。尤其在财富观上缺失更大，缺少回馈社会的现代财富观。是封建社会政治上“父传子，家天下，”在家庭继承上的翻版。经商致富，修庄园，养妻妾，传子孙，炫富贵。产生的富二代，往往成为纨绔子弟，甚至败家子。中国有句老话叫“富不过三代”，正是对这种历史现象的深刻总结。武安也有这样的典型，已经在社会上流传了几百年，这就是关于“午汲小和尚”的故事，这是一起发生在明代武安午汲镇的真实故事。民国版《武安县志》记载：明朝午汲村李姓“富可敌国”，儿子李某某外号“小和尚”。因从小娇惯，最终把偌大的家业，挥霍殆尽，后沦落民间，吃得草根，浪子回头。

悠悠岁月流逝，今天我们建设武安，在这里探讨和总结武安商帮的历史的经验，武安商帮好德重义的儒商美德；笃学开放的现代意识；以富惠民的财富观念；不正是需要我们永远铭记和发扬的吗？

作者简介：张午时，男，河北省武安市人，曾任武安市文体局局长，现任武安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傩戏学会会员，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作者：张午时)